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1．   郵局裏的短髮女職員，穿淺綠條紋的制服襯衫，那樣纖細的手腕，加之似正職是我型我秀當下只是無聊兼差的口氣，很迷人。一直愛看洋娃娃模樣圓嘟嘟的女孩子，難得對中性美行注目禮半分鐘。

2．   某同學棄我於不顧失去聯絡三小時以上害我在街上枯走，簡直夠時間全方面懷疑人生了，果然有些女人不能碰啊！如果您宅電與手機有來電提醒，應該會爲白羊座的急躁與短時間爆發力所震懾吧，哎，放慢腳步也不壞。

3．   林宥嘉同學就不能出一張讓人一聽鍾情的新專輯嗎？這個時代，耐聽耐看耐穿耐用都不值錢。

4．   BBC與HBO的《羅馬》，第二季與第一季放映間隔兩年，烏瑞納斯和波羅未免年衰色弛，小屋大維倒是不用多上妝，自然就長開了。值得驚喜的是西塞羅，比起第一季裏嘮嘮叨叨的樣子，安東尼延任執政官時期，西塞羅固然自以爲前途無望，但竟目有精光，戲很出彩，比起《都鐸王朝》裏演技浮誇只會放空的托馬斯•莫爾強太多了。

5．   心癢，順便翻幾章《古希臘羅馬名人傳》。爲了抨擊愛慕凱撒妻子的克勞狄烏斯種種荒唐舉動，西塞羅被逐出羅馬，雲遊四方，到處碰壁。深深覺得，如此巧舌如簧之輩，倒不如穿越去戰國時期得了，遇上蘇秦張儀藺相如，該多棋逢對手。

6．   幾檔美劇因棒球大聯盟停播，頓覺日月顛倒，日程表紊亂，其實秋季檔也才開始一個月，生活中時時要準備墊檔啊！

7．   記得看過一個案子，講一個陪審員太喋喋不休，喜歡引影視文學比附案情，被斥以主觀偏見過重，最後整個案件翻案經另一隊陪審員重斷。每滿嘴跑火車時深以爲戒，如臨其境與親歷其事，相差何止萬倍。

8．   外國人寫特寫新聞，總喜歡以動人的小細節開頭，動人的小細節結尾，中間夾以唬人的數字和左中右幾派觀點，作者態度都表現在動詞使用上，如斯這一期《經濟學人》的美中關係專題，依然偏頗得挺難看。

復習物權法的時候，講義都把物權變動簡化成公式不動産物權變動=有效債權行爲+登記等云云，覺得不過癮頭。

翻王澤鑒和姚輝來看一下，人家還是從了德國民法走區分負擔行爲（Verflichtungsgeschaft）和處分行爲（Verfugungsgeschaft）解釋整套權利變動，沒像中國人民共和國民法史精神那麽縹緲。

然後想，物權變動的實質也不過像炸一塊豬排，簽個合同是炸豬排外面裹的麵包粉，麵包粉裹不好當然不好意思主廚推薦，但怎麽樣重點都是要把豬排吃下去。

接著上點評查哪家炸豬排麵包粉和豬肉融合最恰到好處，現場去領會一下民法要義，綜合考慮地理環境膳食均衡決定去盛賀美。

決定好菜單上MSN忽悠其他等午飯肚子餓的同學在絕對並不遙遠的將來請我吃這頓豬排，忽悠完就以爲盛賀美我算吃過了，還在點評打了分……

有一類古典小說最後一個壓軸的章回，總是陳詞濫調，反復上演三美四美團圓的戲碼。這幾年，舊套路竟帶出新高潮來，全靠死了二十八年、出名不怕晚的胡蘭成。多少文藝女青年爲此灰心沮喪這無法計算，都在反反復復念那幾頁《今生今世》之《民國女子》，都在埋怨自己的偶像爲了個膚淺的舊式文人也都低到了塵埃裏去，都在算計自己還昂著頭又是爲什麽，這幾日，又都在四處哄搶所謂“最後的遺作”《小團圓》。只可惜這書也沒能給現代女性撐腰翻案，稀稀拉拉的一本小說，像是串得松松的珠鏈，里面小心眼是真的，下作是真的，愛也大概是真的。

開始讀張愛玲的時候，我就摸錯了門，先一本《張看》，再一本《對照記》，然後是《怨女》，皺著眉頭想怎麽有那麽瑣碎的名作家。等有人指點著一字一句讀《傳奇》，才知道瑣碎有瑣碎的好處，刻薄得那麽有趣，瀟灑得那麽悲哀。我只能理解到這個程度，覺得她的書不多不少，最後才看《半生緣》，覺得剛剛好。

接下來，張愛玲竟像碗吃不完的隔夜飯，幾次三番炒熱了擺到桌上來，《同學少年都不賤》的下半句成了填字遊戲的保留節目，《鬱金香》和《重訪邊城》都是再發現的最後佚作，《色戒》又被獨獨拎出來拍成兩個半小時的長片。這次是殘破到可憐的《小團圓》，台版港版鬧得洛陽紙貴，哪個寫專欄的不挑燈夜讀，哪個不像怨婦一般幽幽地念那句，“雨聲潺潺，像住在溪邊。寧願天天下雨，以爲你是因爲下雨不來。”

爲了趕個時髦，我也頂著生盡根牙的頭疼讀九莉（Julie）、茹璧（Ruby）、劍妮（Jenny）、婀墜（Adele）這樣麻煩好笑的中文名字，讀到最後一句，是說等待的恐怖之處，如同斯巴達克斯裏奴隸起義的叛軍在晨霧中遙望羅馬大軍擺陣，我都暈得看不出這是首尾呼應，就此結束，還是手上的電子版本排列有問題，跳回了從前。

拿起一邊的雜誌附刊，也是小團圓的專題，張愛玲的字本來不好看，但陸智昌排版實在漂亮。看到1955年張愛玲在給宋琪太太鄺文美的第一封信裏寫“目前實在是想remain anonymous”，才突然覺得難過，覺得讀人家不想拿出來出版的東西是助紂爲虐。好端端不過遇人不淑錯談一場戀愛，原以爲和平分手就一了百了，原以爲躲開能一了百了，原以爲死掉終一了百了，卻又被街頭巷議催魂幡一樣呼來呵去，這樣猝不及防的死後襲擊，要比等待命定的死亡恐怖太多。

那個什麽……大家讀完，要順祝張祖奶奶清明節快樂，就此安息。

        眼睛收訊不好，就手抄，再不濟，可憐耳朵沒長蓋子。

        就這樣困在書房的扶手椅裏，不小心睡去，8分鐘後自動醒來，偶爾聽見風。

        夜涼了，找只玩具熊抱著，也算安慰。

        沒有意義嗎？只是向堅硬得岩石一樣的制度致敬嗎？

        很不受控的我，似乎還是暗暗崇拜讓萬人著魔的控制力。

        等一切結束，改用什麽名目打發時間呢？

這幾天慢慢在讀的，是1987年的全美暢銷書，亞倫•布魯姆（Allan Bloom）的《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索爾•貝婁（Saul Bellow）當年作爲布魯姆的好友，給老友寫序不忘聲辯自己的《赫索格（Herzog）》不是故作艱深，而是與老友理趣相投。布魯姆死後，貝婁卻在2000年抛出小說《拉維爾斯坦（Ravelstein）》，大肆影射老友的勁爆私生活——喜好八卦，同性戀，艾滋病，驚掉了半個美國的下巴。（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不該交作家做朋友^-^）

布魯姆作爲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的真傳弟子，該說是太頑固還是太天真呢？他憂心美國社會開放到了虛無的境界，經典最終會“過時”而無法再直接感動人。他的口氣，像是個在海灘搭了一整天沙堡的小“國王”，對自己詮釋建築的世界那麽滿意，覺得那裏可以走出真的“哲人王”來，卻擔心洶湧的社會風潮如海浪裹著泥沙終將淹沒他的王國；而當布魯姆談起盧梭、蘇格拉底和尼采，又像是急著拉你的衣角催你看他收集來的貝殼、寄居蟹和小珊瑚，哪怕純粹客套，你也不得不配合的擺出一個驚喜的表情來。

即使是暢銷書籍，即使是談社會現象，即使二十年過去了這個世界已大不一樣，布魯姆對經典的天真和熱情仍保留在書裏，他是總想分給你半塊糖吃的孩子，是朗聲說自家施農家肥的西瓜絕對好吃的大叔。經典可以拿來顯擺，拿來唬人，拿來故作深沈，也可以拿來招待朋友，分享快樂。該用什麽樣的包裝、廣告和行銷來讓人們更願意接近這種快樂呢？

如果要給《美國精神的封閉》作廣告的話，我會在腰封上寫上“新東方英語作文大師強力推薦，託福、GRE閱讀必備”，不喜歡的話把腰封撕掉好了，我沒有騙人啊，邏輯構建嚴謹，旁徵博引，冷嘲熱諷，直擊社會現象，又是口口聲聲芝加哥普林斯頓，比花時間讀Economist的國際政治報道當然有效得多，而且當年這本書的讀者年齡現在正好可以批試卷吧。偷偷覺得，布魯姆的熱情或許可以感動個把人關心起打折書店裏都滯銷的阿裏斯托芬來。   

夏天天生就是讀看起來不可能讀得完的書的季節，看暢銷書瞎侃當然很重要，但總不見得一日功成名就，像大才女曾子墨那樣，說影響我一生轉折的書是棉棉的《糖》，那麽讓人尷尬。

這是國際合作與衝突的期末作業。如果一篇文章每一句話都是摘抄的，可以尊稱他一聲“本雅明”，這種無創見的讀書筆記加胡說八道，我就不知道該叫什麽了。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可以勉強看一下，增補一點常識。

民族主義幻夢下的衝突變局

[摘要]過去十多年，前南斯拉夫、高加索、印度次大陸和中東等地的國際衝突，都受到民族主義的深刻影響。我們必須意識到，“民族”的概念是被有意識的創造出來的，這一創造的過程及其目的，決定了民族主義影響下的國際關係將向更好的還是更壞的方向發展。民族自決與民族衝突在新的時代裏都面臨著新的變動和困局，必須以清醒的頭腦認清問題的實質，才能解決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緊張狀況。

[關鍵字]傳統的發明 民族 民族主義 共同體 宗教 文化上的尊嚴 公民宗教 民族自決 文化衝突 利益的追求族裔自主

英國導演肯•羅奇執導的2006年戛納金棕櫚獎電影《風吹麥浪》， 講述的是愛爾蘭共和軍獨立戰爭的故事。即使肯•羅奇以冷靜克制的導演風格著稱，片中仍凸現著愛爾蘭的種種民族特徵：片名《風吹麥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是愛爾蘭的一首民歌，也是電影的主題曲。劇情開始于一個男孩堅持用蓋爾語而非英語回答自己的名字，受到英國軍隊的淩辱，而影片的主要矛盾是一對兄弟在愛爾蘭獨立問題上，做出的不同選擇，哥哥選擇了英軍控制下的愛爾蘭政府軍，而弟弟堅持愛爾蘭完全獨立，忠於愛爾蘭共和軍。影片中有大量的愛爾蘭綠野風光的長鏡頭，也不忘使用煽情的宣傳語：“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爲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

然而，電影中展現的這種淩駕于兄弟親情之上的民族情感，真的有著確實的根基嗎？民族主義有著藝術表現一般感人的力量？抑或是藝術表現是支撐起了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霍布斯鮑姆爲此使用了“被發明的傳統”這一概念，“一整套通常有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或象徵特徵，試圖通過重復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爲規範，而且必然暗含著與過去的連續性。”[1]蘇格蘭人的風笛與褶裙就是典型的“傳統發明”，事實上它出現於與英格蘭合併很久之後，原本在蘇格蘭人心目中也是野蠻的標誌，後來則用於表達對英格蘭的一種抗議。民歌、語言、文學、服飾和風俗習慣，一切文化與審美意義上的事物，失落的傳統和民俗，都可能因民族主義的需要而再現，用以凝聚民心。歐洲古典的大衆民族主義廣泛地使用這些古老的象徵、神話和記憶。

民族主義往往喜歡講述歷史，但它本身的歷史並不長。最早出現“民族主義”一詞，是在18世紀末期，德國哲學家約翰•戈特弗裏德•赫德首次使用這個詞，並賦予其可辨識的社會和政治含義，而直到20世紀，“民族主義”才獲得了我們現在使用時的含義。

史達林將民族定義爲“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這一定義，包含了一般的民族定義對於族群、文化和地理特徵的強調，但並未排除“民族主義”一詞先於“民族”一詞誕生的可能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民族”稱爲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即是其中的想象這一過程。蓋爾納將民族表述爲一條政治原則，“認爲政治和民族的單位應是一致的”，“民族主義情緒是這一原則被違反時引起的憤怒感，或者實現這一原則帶來的滿足感”，也就是說，“民族主義”可以視作這一原則的創立本身。霍布斯鮑姆也持“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一起創造了民族”[2]這一觀點。民族之所以産生和確立，是受到了民族主義直接的鼓動促進，而民族主義本身，源於一種群體的自我認同和文化熱情，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賴、承認和依靠的感情發展爲公共性的自我共同體意識，至於“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如何成長？”“我們將往何處去？”之類看似常見的“民族”建立的問題，屬於“民族主義”萌芽之後，對“民族”的再建中使用的虛假命題。人在感受到建立共同體的需要後，才會爲此進行理論建構。16世紀，馬基雅維利號召義大利人聯合起來反抗北方蠻族，受到冷遇，正是因爲當時人們根本沒有“義大利”這類概念的需要和認識，而古羅馬的榮光，早已照耀不到他們身上了。

民族主義的語境往往充滿了矛盾，在歷史學家眼中它具有客觀的現代性，而民族主義者主觀地宣揚其古老價值。民族歸屬作爲社會文化概念，形式上追求普遍價值的民族訴求，在具體特徵上，不同民族則有其特殊的表意特徵。另外，民族主義在政治上力量強大，而在哲學和理論領域，則總是顯得貧困與不統一。

民族主義作爲一種“公民宗教”，也無法擺脫與真正的宗教的聯繫，現代社會中宗教本身的力量並不夠強大，光憑宗教的力量不足以激發建國意識，如一般伊斯蘭教徒的思考是社群式的而非民族式的。然而當宗教的神聖色彩與民族主義的世俗溫情相結合，則顯示出相當的說服力。巴勒斯坦的哈馬斯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穆斯林兄弟會深厚的歷史淵源，正是它相較於巴解組織世俗的民族主義權力，對於一般民衆更有吸引力的一大原因。

民族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工具有著相當大的彈性，它有著和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共産主義乃至極權主義結合的不同形式，對於群體進行共同性建構，民族主義是最有說服力的工具。在解放前的中國，中囯共產黨以反殖民的民族抵抗爲號召，宣揚對外抗戰的行動和勇氣，同時肩負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先鋒形象，民族主義的特殊道路與共産主義的普世理想並行不悖，顯示出民族主義的彈性與粘力。當然，也因此，民族主義者們常常也話不投機，同床異夢。文化民族主義強調文化上的價值認同與尊重，政治民族主義強調民族作爲政治單位的獨立訴求，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則從民族、走向族裔乃至“優等族群”，道路越走越狹窄偏激。在對民族主義的作用進行討論時，這些概念必須區分開來。

“民族”概念在平常人的眼中，往往是先置的，前提性的命題，但事實上它是一種想象與創造，或者說捏造與虛假，是通過各種手段建立起來的一個美麗的幻境，可以用塗爾幹的一句話來形容，“社會以宗教崇拜的方式，崇拜它僞裝起來的自身形象”。我們在探討民族主義問題時，不能忘記這一概念中的意識形態乃至宗教特質。“民族”的概念雖然源於集體歷史和記憶，但如果需要這一概念發揮政治功用，它就必須被建造，被宣傳，被強化，被認同。

民族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滿足了人類集體安全與情感滿足的需要，給予人尊嚴，民族主義所建設的共同體的目的，是保證人的文化特質上的尊嚴能夠自由地實現；而民族主義要求參與者承擔的義務，是使其自身達到共同體制定的“共同”的標準，維護這一共同體的穩定，其中，個人最基本的義務是對語言和文字的學習和使用。

在現代社會中，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緊密相連，從感性角度上，民族主義賦予民族國家以合理性，從理性角度上，現代國家的制度建構使其具有合法性，國家的穩固由此實現。一度民族主義在國家建立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於霍布斯鮑姆形容說“一旦“民族”概念脫離了“民族國家”這一實體，就會像軟體動物被從其硬殼中扯出來一樣，立刻變得歪歪斜斜，軟軟綿綿。”於是，民族的自決權被廣泛定義爲“一個民族——如果它希望的話——有權獨立於外族統治，即它可以在一個它生活並構成多數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主權國家。[3]”這種定義強化了民族的“政治民族”特質。而如果從“文化民族”的角度來考察民族自決權的目的，民族自決是個體尋求他們的民族身份得到公共表達的過程，其本質是身份的認同和尊嚴的渴求，其目標是可以將自己的文化帶入公共領域，得到尊重和真正平等地對待。因此，會出現加拿大的魁北克省“靜靜的革命”推動法語區自治，以及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自治運動這樣一類不以獲得國家主權爲目標的民族自決運動。

民族主義在20世紀釀起了巨大的國際衝突風波，有時，民族權利似乎被看作矯正工具，是一種糾正錯誤、補償民族主義的受害者的方法。[4]流行觀點認爲，民族主義是一個與流血衝突相關的貶義詞，而民族權利則是解決民族主義這一危機的救濟手段。猶太人就被國際社會認爲受到了極端民族主義長久而廣泛的暴力傷害，只有擁有有效的自衛手段（即以色列立國）才能獲得安全。這種邏輯中存在著一個強烈的反諷：一個國家的權力來源於它的不幸，而權利的誕生使其獲得了安全與保護，一旦不受到威脅，那麽它似乎又失去了支援自己的國家地位要求的主要支柱。於是，這些國家爲了證明自己的權力合法性，不得不用最生動的方式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民族悲劇，[5]如果民族的苦難必須實現永恒，那麽前瞻性的寬恕與和解又如何可能呢？此外，民族國家的國家地位並不必然是抵禦威脅的屏障，這一點，阿富汗人民在1989年以及2001年都有所體會。

民族主義最爲極致的目標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自決權，政治單位的統治者與大多數被統治者的民族應相同是這種理論的合法性根基。2006年5月21日，前南斯拉夫加盟國黑山，通過全民公決的形式，結束了與塞爾維亞長達88年的聯盟關係，正式宣佈獨立。這樣的民主投票方式，是現今“政治民族”爲實現其民族自決最常採用，並最爲西方世界接受認可的“合法”方式。西方將自由主義價值觀灌輸到進行民族自決的國家頭上，自由主義對民族的壟斷旨在抹掉自由主義和民族歷史地結合的痕迹，似乎由自由主義界定的民主是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和可行的民主。而我們應當注意到，當我們說一個民族力圖“擺脫”外國的枷鎖並決定自身命運的時候，這顯然是我們將自由概念適用於集體而非適用於個人的結果，集體自由這一概念是否具有牢靠的根基，還是只坐落于民族主義興建的海市蜃樓上，這一問題並沒有明確的回答。55.4%的黑山投票支援獨立，剛剛超過歐盟55%的底線，這樣的民意是宣傳強攻的結果，還是真正的民意體現，恐怕只有歷史能夠證明。存在的另一個悖論在於，西方國家在“幫助”這些國家進行民族自決的過程中，似乎只願意給予“民主”，而民主，屬於民族自決國家本身。

此外，民族自決權的應用，除了尊嚴與自由的目標，也與世界的經濟利益密切相關，有著工具化的傾向。在小民族的民族主義者眼中，政治獨立帶來了獨一無二的經濟好處，讓他們有機會在相互競爭的大國提供的援助和貿易、聯盟中進行選擇，南斯拉夫聯盟的解體整個就是一場民族自決權的國際政治博弈。

很多人都普遍堅持民族主義具有幾乎病態的性格，並堅信它起源於對他者（other）的恐懼和憎恨，而且和種族主義有密切關係。津巴布韋的羅伯特•穆加貝總統當時作爲民族英雄般的民選總統，一句“直戳白人——我們真正的敵人——的心口之痛”，令人膽寒。印尼1996年動亂，也是持這種觀點者噩夢的印驗。民族主義將會放大國際衝突這一結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民族主義的衝突在文化層面上多有展現，2006年初的“穆罕默德漫畫風波”，今年英國第四頻道真人老大秀《老大哥》節目引起的種族歧視爭議，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些文化上的衝突問題，仰賴全球化時代的資訊手段，掀起過往時代或許難以想象的巨大波浪。有趣的是，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性文化——或者直截了當地稱爲美國消費文化，並沒有抹平民族間在文化上的衝突隔閡，全球化反而擴張了民族主義自我表達的平臺，成爲了民族主義的新工具。這一點，內賈德給布希寫信討論“神權國家是大勢所趨”時，應該也相當洋洋得意，在這個時代，他可以利用所有“敵方”和“我方”的傳媒平臺發動宣傳攻勢。資訊時代與民族主義的宣傳性特徵一拍即合，原以爲歷史已經終結，文明的衝突已被吞沒，誰料想新的傳聲筒使似乎可以大而化之了的時局再次變得撲朔迷離。於是，西方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教育進步，並沒有像全球化的鼓噪者所想象的那樣，使非西方世界向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觀認同，反而促進了經濟民族主義和文化本土化的自覺，固化了對西方世界的反感。

當然，國際關係中更爲重要的是利益的衝突而非文化的衝突，就像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絕非爲了推廣基督教文明。蓋爾納在他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強調，民族主義的産生也受到了經濟利益的驅動，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中的人口流動，要求人與人之間抛開社群，使用一種標準的習慣用語和術語，爲此，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進行民族化的語言文字教育，實現社會融合，提高經濟效率。如今，民族國家的這種必要性日益受到全球化的挑戰，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更大的、交流更爲直接的社會。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實踐著一個放大版的“民族”的構建，強調人類的共同價值，宣揚“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6]”，推廣英語作爲世界通用語言，做全球化的人類學考察和人類學樣本分析，得出“人類的祖先來源於非洲”的結論，這些與民族主義的宣傳方式其實如出一轍。

民族主義産生時的經濟訴求，也使得他們不可能放棄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利益的紛爭對他們的衝突形式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在前蘇聯的土地上，俄羅斯與其西邊的相鄰民族的關係比南邊較爲理性；而不發達的前蘇聯南部，尤其是前高加索，“聖戰”的氣氛最爲濃烈，在高加索不僅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人與穆斯林車臣人之間、基督教徒亞美尼亞人與穆斯林阿塞拜疆人之間在打仗，同爲基督徒的阿布哈茲人與格魯吉亞人之間、同爲穆斯林的車臣人與印古什人之間也衝突劇烈。丹麥工商界在“穆罕默德漫畫風波”中蒙受了至少50億歐元的經濟損失，經濟利益的損失大大地阻撓了文化衝突的擴大。對於利益的追求也可能使國家由衝突直接轉向合作，玻利維亞總統莫利萊斯競選時反對美國的替代種植計劃，將可卡樹種植視爲印第安人文化的一部分，而他當選後最終選擇了與美國合作，社會福利的需要當然重要過民族主義的塑造，經濟全球化使得民族國家更願意選擇不直接衝突的方式，首先尋求共同體利益的最大化。而當經濟利益得不到滿足，經濟上的不平衡較爲明顯時，民族主義的衝突將更爲猛烈。

民族主義突破現存民族國家向“族裔自主”發展的趨勢也將給國際衝突帶來新的變化，一個多民族國家發生分裂，既表示該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失敗，又提供了一個新的、建立在民族原則之上的國家産生的條件，如前所述，在國際社會的監督下以民族自決的形式解決迫在眉睫的“自主”問題也有其制度上的弊端，但總好過激烈的衝突、屠殺與戰爭的發生。很多國家（包括我國）對於地方自治權有著相當嚴格的限制，國家主權與民族自決權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國家應根據不同的國情作不同的適用，切不可盲目地推行一種自以爲是的方式來解決一切問題。

以賽亞•伯林形容民族主義的一段話說得動人，“我就是從大樹上凋零的一片落葉，被人折下的一段樹枝，永遠地失去了生命；因此，如果由於環境或我自己有意從民族中剝離出來，那我就會失去目標，我就會枯萎凋零，所剩的至多唯有我猶遵循民族生活的模式從而真正具有活生生的生命的時候懷舊的殘夢而已，而唯有理解了民族的生活模式，我的生存和活動才具有了意義和價值。”這樣的比喻，是中國民族主義宣傳中最爲動人的那一句“落葉歸根”，也是愛爾蘭民歌中唱的“風吹麥浪”。民族主義是一場綺夢，不是一個人做的夢，也不是無來由的一場夢，如此這般一群人，難免想要夢想成真，由此引起的喧嘩與騷動，是情感的追求，也應當有理智的決斷。民族主義的姿態，最終，應當是清醒的。

2007-7-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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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契合點在哪里》，www.gongfa.com

《縱橫國際政治周刊》2006年2月—2007年7月，www.fawjournal.com

[1] [英]霍布斯鮑姆、蘭格主編：《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2] 參閱[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中對霍布斯鮑姆民族主義理論的概括和批判。但是，安東尼•史密斯對霍布斯鮑姆的這一觀點持否定態度，認爲的確存在著古代民族和前現代民族。但是，他所提出的理由仍顯得太薄弱，並不能使人確信古代歷史的流傳，能夠強過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宣傳隊普通人造成的影響。當然，這其中還存在著歷史這一學科不可抹煞的工具價值和意義。

[3]同上，第50頁

[4]  [以色列]耶爾•塔米爾：《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陶東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5] 以色列興建大屠殺紀念館，在耶爾•塔米爾看來，就是爲了這種強化民族苦難，保障政權合法性的目的。

[6] 有趣的是，體育運動是民族主義一個熱度最高，一呼百應的平臺。

秋遊去上海美術館，蓬皮杜中心的展覽準時撤展，一群高中男生在日本女優的攝影前遊蕩著曖昧不明的笑容，畫賀卡一樣亮晶晶的工筆畫的女畫家正洋洋自得，浮世繪裏的藝妓寬肩、駝背，原來全不似豐子愷在《源氏物語》裏畫的女子柔媚。出了美術館，走過人民公園，才發現自己一整天都在小心翼翼的，預感著一定還會有什麽災難降臨在我身上。

於是早上把腳塞進鞋子的時候，真不是一點點落寞。我又不是Cinderella的醜姐姐，爲什麽陰差陽錯要穿這麽彆扭的鞋。站起來走出門去，告訴自己今天或許會順利一點，也是需要勇氣的。昨天晚上終於找到皮夾子的那一刻那種心情，恐怕很難忘記，原本就是自己的東西回到自己手裏，該如何表現喜出望外又理所應當呢？星期六掉了眼鏡，星期天掉了自行車……如果——恐怕會認爲自己被詛咒了吧，像卡通片裏才有的倒楣鬼一樣，別人陽光明媚，烏雲在我一個人的頭頂上，我甚至有衝動叫別人離我遠點，小心也被淋成落湯雞。

我需要一場愉快的好電影，我以爲會是周星星，或是Meg Ryan式的皆大歡喜，原來竟是Wim Wenders。在《咫尺天涯（In weiter Ferner, so nah）》裏，天使的眼睛看不到顔色，黑白的世界當然有著詩一般的明暗對比度，但不論是天使還是我，似乎都更喜歡凡人看得到的彩色的世界。無論我的德語學得多麽糟糕，我還是很高興可以聽得懂一點點臺詞，看得懂Zeit ist Kunst這樣莫名的句子出現在電影裏的路牌上，而男主人公長得和教學片裏的主持人是如此相像。我有個奇怪的習慣，看電影時會很想鼓掌，哪怕是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家裏。

在這個季節大概需要溫暖的聲音，可惜MP3裏不小心都是冷爵士，Tori Amos，年代不明的粵語老歌，Leonard Cohen，可能還是把耳機拿下來，聽聽街上女孩子和男朋友發嗲比較有趣。

明天，又是明天，晚上蓋好被子前，祈禱每個明天都有所不同。